最初，我的生活的範圍僅限於我們家，及家裡門口的那條巷子。那時候，我才會講話沒多久，總是喜歡在巷子裡面玩，最令我興奮的事情莫過於有陌生人跟我問路了。
我會得意地告訴陌生人直走到巷底，轉彎後可以看到小溪，小溪上面有座橋，過了橋之後有戲院，還有雜貨店，沿著路走了幾步之後，第一個叉路左轉，之後再往右轉．．．．．．記憶中曾有二、三次這樣的事情。老實說，我家每次都從另一頭巷口出入，我從來沒有機會見過巷底轉彎後的世界。可是只要有陌生人問路，我就樂意免費奉送一個我編織出的世界。我從來沒有想過，不出一分鐘，陌生人走到巷底轉個彎，我的騙局就被揭穿了。
對我來說，如果看不到，那就想像一個，似乎是那麼天經地義的事。那時候，我活在沒有文字的世界裡，還沒有見識文字的魅力。
可是我很懷疑，早在不認識字之前，我就已經開始寫作了。
有一次看完電影走出電影院，父親指著廣告看板上鄭佩佩三個字，告訴我說：『你只要看到看板上有這三個字，回家告訴我，我就帶你去看電影。』
於是我開始認識字了。
鄭佩佩是當時胡金銓導演一系列武俠片的當家女主角，總是一副俠女的裝扮，在電影裡面行俠仗義。每天從幼稚園放學回家，經過戲院，我抬頭看著電影看板，尋找鄭佩佩這三個字。『佩』字的右邊寬寬大大的，像是個穿著長袍的女俠客才從屋簷上翩然飛下來；左邊的人字部首，自然就是俠女手上的長劍。那時候，光是看到字的樣子就覺得非常興奮。猜想著，『俠』一定也是個劍客，『客』頭上戴著武林高手那種斗笠。回去問爸爸，竟然猜對了。
我大受鼓舞，就這樣在電影廣告看板中，懸疑地學著認識字。到了進小學的時候，我比同年齡的小朋友，認得更多的字。這當然不是壞事。唯一值得擔憂的是，我的文字世界一開始就受到了武俠電影的扭曲，總覺得它們是獨臂刀法、飛簷走壁之類的神奇法力。
那時候零食裡面的兌獎卷通常寫著『銘謝惠顧』。但如果幸運地出現了『再送一包』四個字，就可以去兌換零食。我看到這種事，立刻認定一定是那四個字的魔力。這種功夫我也學過，我依樣畫葫蘆，用紅筆寫下『再送一包』四個字，並且鄭重其事地在字上面作法，說服了我的小跟班去福利社兌換零食．．．．．．
當然，我永遠都不會忘記我的小跟班換不到零食，從福利社回來時的表情。最好笑的事，我表示前次的發功少了一些元素，重新寫了一張『再送一包』的條子，再施法一次。我再三保證，說服他又跑了一趟福利社．．．．．．
到了我會寫作文的年齡，我的作文就常常被貼出來，或者被老師朗誦了。我很清楚地記得第一次被老師朗誦的作文，是『我的志願』。
那次我的志願是要做『侯氏企業』的企業家，坐著直昇機去上班。也許是受了小時候電視劇的影響，劇中有才華的男主角和美麗動人的女主角愛得死去活來的，每次都被女主角的董事長爸爸反對。我們全家的人都同情那個年輕有為的男主角，想像自己是那個楚楚可人的女主角。只有我，獨鍾那個可以左右全局的爸爸。不管發生了什麼事，只要那個企業家董事長有一點點高興或著放水，今天的連續劇就有了一線希望。要不然，大家都得陪著男女主角哭哭啼啼。
我愛死了那個爸爸，他實在是太威風了。
老師朗誦完那篇文章之後，替我投稿到一家紙廠的內部通訊，當時班上同學的家長大部分是那家紙廠的員工。隔一個禮拜後的某一個下雨，稿子刊登了出來，老師當著同學的面前交給我五元的稿費。那是一張小小的紙條，寫著五元的鋼筆字，蓋上福利社的戳章，活像廟裡的籤條。比籤條更靈光的是，它許應了福利社裡面所有的好吃，好玩的東西，只要它們總值不超過五塊錢。
緊接著下課，全班的男生就在福利社舉行狂歡派對了。那十分鐘的下課時間，沒有人要去打球，撞來撞去，或者誰被誰打哭了要去報告老師．．．．．．十幾個男生和諧地在福利社吃著零食．．．．．．每個人都懷抱著感激的表情看著我，我得意極了。
甚至五塊錢都沒有花完，輪值福利社的老師再上課錢找給我一個五毛錢硬幣。整堂課，我興奮地摸著那個黃澄澄的五毛錢硬幣，無心上課。我從來沒有這麼真實地擁有一個可以支配的硬幣，我心裡想，待會下課，非得去做一件厲害的事情不行。
一下課，我立刻跑到學校後門外的小店。那家小店賣各式各樣學校允許或不允許的東西，其中最迷人的是冰箱裡面的冰棒。根據官方說法，冰棒會帶來傳染病。因此，學校理所當然地禁止同學在那裡買冰棒。
我咬著手指頭，有點猶豫。小店的老闆看出了我的遲疑，告訴我：
『要不然你抽籤就好了，不要買冰棒。一樣有機會得到冰棒。』
『可是．．．．．．』
『學校規定不能買冰棒，又沒有說不能抽籤。』老闆進一步慫恿我。
『可是萬一抽中了，得到許多冰棒，怎麼辦？』
『你又不是故意的。萬一中獎，只能算是命運的安排。』
『好吧。』我裝出勉強同意的表情，心裡早已經是一千個，一萬個願意。
沒多久，我的紙籤抽中了六支冰棒。我有點驚慌失措，和老闆情商，把冰棒以每支五毛錢的價值再換成三十支紙籤．．．．．．等到了上課鍾響起時，幸運之神一共為我帶來了十八根冰棒．．．．．．事情已經變得完全無法收拾了，老闆臉色一陣青一陣白，一股腦要把十幾支冰棒通通塞給我。
『不行，我吃不完．．．．．．』
『這是今天的冰棒，你一定要帶走，我可沒辦法為你準備這麼多冰棒隨時在冰箱等著．．．．．．』
我無可奈何，趕緊衝回教室把那一票還在吃著零食的男生全都叫了出來．．．．．．請他們幫忙把冰棒帶回教室，一個人至少照顧一到二支冰棒，用最快的速度把冰棒吃完。
我很快明白，冰棒最大的災難不是傳染病，而是它會滴水。老師在講台上哇啦哇啦地講著，全班十幾個男生，不時低下頭去舔一下桌子底下，最危險的那一根冰棒。我就眼睜睜，活生生地看到一滴一滴的水從課桌底下滴了下來，下起雨似的。
最先出事的是坐在我左邊那個胖子。
『上課還吃冰棒，給我站起來。』
老師本來只是對著胖子生氣地說著。沒想到，她才說完，全班的男生都站了起來，差點沒把老師給嚇昏。
那次事件之後，我的作品依然被貼到牆壁，也受到推薦，不過學校改變了一些做法。現在只願意發給我作業簿，鉛筆這類無聊的東西當作稿費。
我說服了爸爸，支助我郵資，開始向外投稿。我寫了幾篇自認為好笑的故事，參加了幾次兒童報紙的徵文比賽，都沒有入選。後來我見風轉舵，決定進攻『校園風波』那個專欄。
『校園風波』是一個類似搬上發生了什麼笑話的報導。黃天不負苦心人，我的稿件終於被刊登『校園風波』裡面了。報社寄來了稿費，我本來以為我又可以到學校福利社去揮霍了，很可惜報社只寄來了十元郵票的稿費。我有點懷疑是不是我之前的紀錄被報社知道了。
莫泊桑說過，如果小說的場景安排了一枝槍，那枝槍就應該被發射。我的生活也是。我認得的人多半住在附近，平白無故多出了那麼多郵票，根本沒有那麼多可以寫信的對象。無可奈何的情況之下，我只好利用那些郵票繼續投稿。就像如果我有一枝槍，下場一定是拿著它到處射擊一樣。
偏偏一個平靜的小校園，難得有什麼風波。為了開展鴻圖大業，我只好開始編故事。我必須設計讓小狗跑到我們班上來，或著有時候讓蜜蜂螫傷了令人討厭的老師，再不然就是校長跌倒了，下巴上打石膏。一時之間，全世界最有趣的風波都發生在我們的校裡。透過我的想像，我們的校園也變成了像侏儸紀公園那樣，隨時可能發生災難的地方。
我的校園風波愈寫愈多，錄取的稿子愈來愈多，結果我的郵票也愈來愈多。我像馬奎斯筆下小說《百年孤寂》裡面晚年打造金魚的邦迪亞上校一樣，人家二倍的金子換他的金魚，他只好收下二倍的黃金，接著打造二隻金魚，又被以雙倍的黃金收買，只好再打造四隻金魚，然後是八隻、十六隻．．．．．．邊際效應的結果，稿子刊出來的快樂愈來愈短暫，累積愈來愈多的郵票卻讓我長期困擾。我像做了什麼壞事一樣，怕老師看到報紙上的校園風波，我心想，她一定大叫：
『天啊！你公然說謊，還寫到報紙上去了！』
有一天，老師交給我一封從台北報社寄來的限時掛號信，我一看到信封是制式報社編輯部的信封，封口顯然被撕開過，心想完蛋了，我終於被揭發了。
我戰戰兢兢接過那封信，打開一看，竟然是編輯部寫來稱讚我的信，要我再接再厲，努力創作。
『你到底寫了什麼好作品？大家都想看看呢！明天帶來給大家一起分享吧。』老師很高興，覺得與有榮焉。
我抬頭看看她，怎能讓她看看我的『好』作品呢？上個禮拜她才在校園風波裡面被蜜蜂叮到，腫了一個大包。
接連幾天，我都『不小心』忘了把被刊登的文章帶來。老師終於不耐煩了，主動地說：
『我記得學校也有這份報紙，不曉得工友有沒有把報紙收走？我去找看看。』
天啊！這還得了！我不得不找藉口潛入老師的辦公室，找出過期的報紙，把報紙上的校園風波有我文章的部分，一塊一塊撕毀。
唉，過了很久之後回想起我的母校，實在是一個普通又平靜的國民小學。校園如果發生過什麼風波的話，大概就是我所做的那些蠢事了。
過了沒多久，我開始辦起地下刊物來了。
刊物的名稱叫做《兒童天地》。第一期的《兒童天地》三十二開，三十二頁單光紙版，我從主編，採訪，撰稿，到印刷裝訂全部一手包辦。我的印刷方法採複寫紙印刷。一次複寫五張單光紙，由於印量二十五本，因此每頁要複寫五次。這是一本厚達三十二頁的雜誌，換句話說， 我一個人關在家裡，用最原始的人力，一共印刷了一百六十次。
《兒童天地》創刊號終於正式發行了，一本銷售一元。因為沒有得到級任老師的正式允許，《兒童天地》只能以非正式的形式偷偷地銷售。拜我過去常常請客之賜，創刊號不但銷售一空，同時還有同學響應徵稿。統計盈虧的結果，發現竟然賺了二元。這是我第一次發現文化事業有利可圖，感動之餘，決定擴大規模，再接再厲。
我找到了小鎮上唯一的一家印刷廠，老闆問了我一些簡單的問題，什麼平版印刷，凹版印刷，四色印刷，我都搞不清楚。我拿出了第一期的兒童天地月刊樣本給老闆看，老闆笑了笑，告訴我說：
『要做這種的啊，你回家自己用蠟紙刻鋼版就可以了。』
那個時代可沒有什麼影印機，快速印刷，更沒有什麼印表機。學校考試老師得先用蠟紙墊著鋼版刻寫，之後再請工友透過蠟紙油墨印刷。顯然，我連最初級的蠟紙鋼版印刷都不懂。為了不使我的出版專業蒙羞，我決定不再追究這個問題，回家繼續從事我的複寫紙印刷。
一切都進行得很好，直到發行完第三期《兒童天地》之後的有一天早上，級任導師忽然把我叫到辦公室去。她坐在靠背椅子上，看著剛出爐的《兒童天地》。我不知道這本刊物為什麼會落到她的手裡，也不曉得她會怎麼對待這件事情。我很緊張地站在她的辦公桌旁，心裡撲通撲通的跳著。
好不容易等她看完了整本的《兒童天地》。她把書放在辦公桌上，轉過來問我：
『你這麼聰明，為什麼不做點別的更有用的事？』
我很難精準地形容那樣的表情，帶著不解，又兼具諷刺的意味。
接著當然是一陣狂風暴雨，然後是對我的期許，以及我應走的方向。我很想辯解些什麼，可是又沒有能力。我的第一本體制外的刊物，就在那樣的壓力以及官方對我的期許下，停刊了。
不久，我忍不住又辦了一份家庭報。發行的對象是我們家裡全部的成員，不定期出刊，每次只發行一份，貼在家裡的牆壁上。這次進行的順利多了，至少我不用複寫那麼多次，寫那麼多字，也沒有什麼榮譽與金錢的複雜問題。
編輯的過程相當熱鬧，爸爸、媽媽、弟弟、妹妹不斷地閱讀並針對他們自己在報紙上呈現的現象提出關切及善意的建議。以至於到了正式出刊時，我的報紙變得一點也不新鮮了。
這是唯一小小的遺憾。
我很清楚地記得小學畢業那天，大家唱驪歌的時候，班上有個女生在哭，我笑她三八，有什麼好哭的。她回頭看了我一眼說：
『你這個沒有感情的人。』
過了幾十年以後，我忽然理解到這件事情。更精準地說，與其說我是一個沒有感情的人，還不如說我有點無知。我並不知道，大部分的人，經過那一天之後，彼此就不再見面了。
畢業典禮上我拿了鎮長頒發的鎮長獎。下午級任老師還特地來家裡一趟，表示祝賀之意。爸爸媽媽擺開茶點，無限歡迎，大聊關於我的前途這類的議題。
『這個小孩子將來大好大壞，要嘛前途無量，要嘛被槍斃都有可能。』距離二十多年前發生在台灣的歷史殷鑑不遠，老師語氣深長地表示。
我已經不太記得我為什麼會前途無量的理由。我可能被槍斃的理由有好幾個，其中我記得住的一個是：
『他會寫文章。』
我從一個長著一頭黑髮的可愛小孩，被剃成三分頭短髮，有點像剛入伍的新兵那種青澀的小孩。
我怎麼看都覺得自己變得好醜。爸爸安慰我說：
『你要上國中了，長大就是這樣。』
雖然我勉強靠長大的感覺說服自己，可是內心非常抗拒。
那時候，我開始閱讀中文世界一些名家的作品。最先是洛夫、鄭愁予、楊牧的新詩，隨之而來的是從徐志摩、朱自清、琦君、司馬中原、子敏、張曉風．．．．．．許多名家的散文。這些閱讀的美好經驗又駁接我進入了白先勇、王文興、歐陽子、七等生、陳映真、黃春明、王禎和甚至是張愛玲．．．．．．這些當代中文小說的世界。
老實說，可能是時代的關係，我看到的當代小說都帶著苦澀，甚至沉重的氣氛，可是正好呼應了忽然加諸在我們那個年紀的壓力與苦悶。
我記得一進國中，班費裡面就有一項是買藤條送給各主要科目的任教老師。藤條本來是農家用來打牛的器具，非常有彈性，打起來特別痛。通常只要打一下屁股就會出現淤青，一旦打二下以上，鞭痕重疊的部分立刻皮開肉裂。歷史上說到明朝的廷仗打得人鮮血直流，我有些朋友認為文字誇張，怎麼可能？！我心想，這些在愛的教育之下成長的人真是不知民間疾苦。拜時代之賜，那種場面我愛國中時代不但眼見，更是親身領教過了。
被打的壓力是全民性的。成績好的同學有好的打法，成績不好有不好的打法。碰到嚴格一點的老師，每個同學依照資質優劣程度各有不同最低標準分，低於標準分以下就得挨打。像我的數學標準就是九十八分。數學考卷一發下來，如果考題有五十題，表示我還有錯一題的喘息空間。萬一考卷只有三十三題，錯一題立刻變成了必須挨打的九十七分，我等於變相地被要求考滿分。
好學生如此，更不用說成績不好的學生了。最慘烈的狀況往往是一整堂課老師都在打學生，教室變成了刑場。成績太離譜的學生，受不了幾十下的藤鞭，打得在地上連滾帶爬，爬出了教室。老師大喊著：
『好，你厲害，知道我不在教室外面打學生。你有種爬出去，就永遠不要再進這個教室來！』
學生怕打又怕威脅，把頭轉進來，可是屁股仍然留在教室外面。雙方就這樣僵持著。
不像現在，這種教育方式在當時很少發生糾紛（畢業典禮之後，學生要蓋布袋打老師的不算）。我所就讀的是升學率特別高的私立中學， 很多望子成龍的父母都搶著把孩子擠進去。如果有父母不同意這樣的教育哲學，學校很樂意讓學生轉學離開。有時候，學校的藤條打斷了，甚至會有熱心的父母捐贈新的藤條。
我的左右前後坐滿了需要我照顧的同學。考試的時候，我除了得盡速把考卷寫完外，還得空出時間，讓左鄰右舍抄襲答案。隨著時間過往，這些我曾照顧過的兄弟們慢慢淪落到所謂的放牛班去，更苦悶地結群成黨，為了女生爭風吃醋，彼此吵架、打架，沒完沒了。我變成了少數能夠調停排解的重量級大老。我記得有幾次放學時刻，不同的二組人馬約定在校園後面的番薯田，彼此亮出刀子這類的傢伙，就要大打出手，我常常被要求出面調停。我當時不畏不懼，大有雖千萬人吾往矣之氣勢。往往我一到現場，兩邊的頭頭之中總有我曾照顧過的兄弟。我曉以大義，幾番唇舌之後，這些兄弟竟然也道義十足地賣我的面子。就這樣，我化解過好幾次流血衝突。
我在現實過著這樣所謂『好學生』的生活，可是我的周遭卻充滿著這麼多荒謬的畫面，我一點都不理解為什麼這些人變成了這樣，而那些人卻變成了那樣。那時候我讀著小說裡面更深沉的世界，寫著人的窮、苦、貪、鬥，我愈讀愈覺得人的世界都是一樣的，並不因為是兒童、青少年或成人就有什麼不同。雖然我們的生活貧瘠而有限，極力裝出可愛的模樣，可是成人或著小說世界裡的苦悶，我幾乎都可以在生活裡找到呼應。
後來學了統計學，我有一點想追究，所謂的玉不琢不成器，到底是真理，或只是不堪細究的某種信仰。不知道有沒有人做過研究，所有這些挨了藤條的孩子，到底有幾個人如父母所期望地成功了？如果他們成功了，有多少是來自藤條的幫助？藤條幫助一個孩子成功，它的有效率到底多高？是不是在統計學上有顯著意義？如果沒有，是不是代表我們只是白白挨打了？
我想起班上有一個同學後來變成了國內知名的聲樂家。他應該算是班上同學的榮耀，這無庸置疑。問題是我無論如何都無法把聲樂家和印象裡中學時代的他聯想在一起。我想不起中學時代曾經聽過他唱歌，或著感受到任何他成為聲樂家的特質。
我搜遍記憶所及，勉強能找出來的，竟只有他挨藤條時，高亢的哀嚎聲而已。
我的作品開始出現了像是：
『一個人靜靜地走在寂寞的公路上，夕陽餘暉長長地拉著我的影子．．．．．．』
這種自憐自艾型的句法。要不然就是：
『我閉上眼睛，任風吹起我的一頭亂髮．．．．．．』天知道我只是個剪了平頭的國中生，哪來的亂髮飛揚。好在我已經是先聲明了我是處於閉上眼睛的狀態。
我還發現當時有一篇叫〈走在雨中〉的文章，裡面更驚人的舉動像是：
『我拋開傘，迎向風雨，讓雨點盡情地打在我的臉上．．．．．．』
我相信這根當時流行的『I am singing in the rain』有關。一個人覺得有點苦悶`，想把周遭的一切都拋掉，享受短暫的自由，這樣的心情無可厚非。國文老師當時給我的評論是：
情境很好，但要小心著涼。
我在家裡頂樓清理出一個小小的空間，一有空閒，我就泡在那個天地裡面寫稿，或著是瘋瘋癲癲地閱讀我弄回來的書。
我的母親偶爾經過我那小小的空間，忍不住就要嘮叨：
『你多花一點時間讀正經書吧，不要老是看那些閒書。』
《家變》的作者王文興曾寫過《背海的人》這本小說。小說的第一頁，整整就寫了整頁滿滿都是髒話以及三字經。這本書剛出版的時候，我興致勃勃地買回家看，正好被爸爸看見了。為了了解我在看什麼書，爸爸以《背海的人》為樣本，研究了老半天。他皺著眉頭問我：
『你整天躲在這哩，讀著這樣的書，你覺得好嗎？』
父親是個很溫和的人。所以當他問你覺得好嗎。其實意思很明白地擺明這是『最後通牒』了。無可奈何，我搬回了樓下潔淨明亮，只有教科書及參考書的書房。規規矩矩地做功課，過正常的生活。
過了一個月，我終於受不了了。我決定先從媽媽開始，展開我的絕地大反攻。
『你們對我最大的期望是照著你們的規定活著嗎？』
『我們以前小時候，哪像你們這麼幸福，有機會好好讀書．．．．．．（哇啦哇啦，嘰哩咕嚕，中間省略）總之，我和你爸爸是為你好，希望你好好地讀書，考好成績，進好學校，將來出了社會做個有用的人．．．．．．』
『所以，你們最希望就是看到我好好讀書，考到好成績囉？』
『當然。哪個父母親不是這樣的希望？』
『如果我每次都考前三名，達到你們的期望，你們可不可以也滿足我的希望？』
『你有什麼希望？』
『我希望你們不要干涉我的作息，讓我自己決定』
『好，』媽媽顯然思考了一下，『如果你能考好成績，表示你對自己負責。可是萬一你說得到做不到．．．．．．』
『我就依照你們開出來的作息表生活，絕無怨言。』
我花了一點心血研究，怎麼樣用最少的時間，得到最好的成績，並且開始實行我研究後得到的心得。下一次段考，我很意外地拿到全校最高分。我的父母親也嚇了一跳。大家都覺得那是一個很好的約定。
於是我們讓約定一直持續下去。
我變本加厲地愛啃書。站著啃書、坐著啃書、躺著啃書、歪斜著啃書。很快，小鎮裡那幾個書店裡的書被我啃得差不多了，於是我開始啃雜誌。我不曉得從什麼管道拿到了訂閱雜誌的劃撥單，突發奇想，以學英文為藉口，號召同學集資，分別訂閱了一些我覺得很炫的電影以及搖滾雜誌。
書寄來了，雖然裡面的確寫了不少英文字，可是更多怪異的圖片，像是愛化裝的作怪的 Queen 合唱團、戴個大眼鏡的 Elton John、粉墨登場的費里尼，還有史坦利庫柏利克的什麼奇愛博士、發條桔子．．．．．．
我生長背景是七零年代台灣南部的一個小鎮。除了少數的人以外，大部分的人普遍相信蔣中正是民族的救星，政府是大有為的政府這類簡單而明確的真理。對於我那些還在學著『This is a book. Is this a book?』這種英文基本句型的同學，我訂閱來的雜誌不但不符需求，內容前衛，裡面圖片所夾帶顛覆或者是叛逆的意味，在在令人感到某種潛在性的不安。更別說是同學們的父母親了。大家紛紛吵著要退資。無可奈何，我只好賠錢了事。我已經忘了怎麼弄到錢擺平那些債務了，不過雜誌無論如何是沒法退閱了。接著的一年，那些已經訂閱的雜誌按時寄來家裡，我變成了唯一的閱讀者。
每個月我翻著那些新雜誌，告示著美國、英國最新的排行榜，或者是影展、名導演的新作或新消息。老實說，我一個名字都不認識，更沒有機會看過、聽過雜誌裡面提到的任何一首歌，或者是任何一部電影。可是一期一期翻著，我就可以猜想，那些不斷被提起、重複或是被崇拜著的名字，一定是很重要的人或作品。
我一個人翻著雜誌，孤零零地翻著雜誌。我看到演唱會擠著成千上萬人，那麼熱鬧，可是在這個小小的小鎮，沒有人在乎。我不知道為什麼自己會那樣樂此不疲，或者是自信滿滿地覺得自己跟別人不同。我彷彿隻到雜誌裡面許鷹了一個遙遠、陌生，卻又令人期待的國度，總有一天，我會屬於那裡。
有一次，我經過小鎮的唱片行，忽然看到了戴著大眼鏡的 Elton John 海報。我趕緊回家要了零用錢，衝到唱片行買唱片。
好不容易家裡老舊的唱機播唱出了 Elton John 的『再見黃磚路』的歌聲以及旋律：
So goodbye, goodbye yellow brick road...
聽著，我的心中忽然有一種不知所措的感覺。
我認得這首歌的樣子一直只是雜誌上的歌詞。我隨著自己的心情，為這些歌詞編造不同的旋律，任意哼哼唱唱。我以為那就是故事的全部了，從來沒有想過，有一天，它竟然真真實實地在我面前被播唱了出來。
而且它和我曾編造過的千百種我以為應該是那樣的旋律完全不同。
上了高中以後，就不再遇到打人的老師了。可是很奇怪，雖然說沒有人用藤條逼迫你的功課，你卻可以感覺到有種氣氛不但沒有消失，反而愈來愈嚴重。
那時候，我上課總是遲到，學校的教官就在學校門口等人。在那個一元化教育的世界裡，教官的價值世界是確定而不可動搖的。
『你又遲到了。昨天晚上幹什麼去了？』教官問。
『讀書。』
『賭輸？』教官諷刺地說，『每天不讀書，只曉得賭博，當然賭輸。』
我昨天晚上真的是讀書，可是在教官的世界裡，凡是遲到的學生，操行就不好；操行不好的，成績一定不好。反之亦然。
有一次，我在行政大樓碰到那個教官，故意拉他去看我因成績優良，貼在榮譽榜上的照片。
『報告教官，那個人是我。』
教官看了看照片，又看了看我，好像看著什麼世界奇觀似地。他脫下了帽子，不可思議地抓了抓頭，終於說：
『好小子，真有你的！』
我記得後來這位教官的態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他終於明白，原來我是屬於他必須努力保護的那群好學生之一。後來哪怕是真的遲到了，他也會關心地呵護我說：
『自己身體要照顧，別讀太晚了喔！』
我常想，要是我一直留在那個被保護、照顧得很好的精英集團裡，事情應該會進行得很順利。不過我高中的時候參加辯論比賽、英文演講比賽、排演話劇、班級合唱團、班刊、製作班旗班服、對外投稿．．．．．．隨著我所參與的事情愈多，我得到的警告也就愈大。
我一直記得小學發生兒童天地事件時，老師問我說：
『你這麼聰明，為什麼不做點別的更有用的事？』
很神氣地，高中老師也講一模一樣的話，好像不同的老師都共同串通好了台詞似地，一點也不因時光過往，而有所改變：
『你又不是功課不好，為什麼不把時間放在有用的事情上面？』
這些善意的老師不斷地提醒我，空有才華是沒有用的，他們總是細數一些從前搞社團的、搞刊物的學長，如何荒廢了學業，如何考不上大學，如何走投無路的故事。
有用與沒有用這樣的命題對我的困擾愈來愈嚴重。特別是當同學都躲回家裡準備學校的考試，我卻還來回奔波在印刷廠和製版廠之間校訂著即將出刊的班刊，或者是為班上的運動會設計班服及班旗時，我對自己到底在做什麼愈來愈覺得迷惑．．．．．．
我終於把班刊給搞砸了。搞砸的原因很多，我自己沒有經驗，從邀稿到完稿到製版印刷拖了太久的時間，物價一直飆漲。我又遇見偷工減料的印刷廠老闆，印出不完美的成品來。本著要求完美的個性，我堅持要和老闆談判重新印刷。
我記得我透過學校師長找他出來談判時，那個老闆不但不覺得不好意思，他還大剌剌的說：
『侯文詠，我把你害慘，也被你害慘了。』
這麼一拖的結果，班級從一年級升到二年級了，不但同學人馬改變，導師也不同了。可是我們的班刊還在講著上個班級的事情和內容。搞砸的結果，只好要求加收班費，以應額外的支出。
最倒楣的是有些同學才加入我們這個班級，莫名其妙地就要被收錢。還有一些原來支持班刊的人也不願意再繳錢。另有一些人完全沒有參與編輯的樂趣，從頭到尾都聽到班刊編輯的一些烏龍事。還有一些人純粹是針對我個人的行事風格有意見．．．．．．總之，一時之間，怨謗之聲鼎沸。我變成了拿別人的錢在出風頭的主編，或者獨斷卻又無能的人，甚至有人直指我收了外面廠商多少好處．．．．．．
很多在班會公然指責我的人乾脆公開不和我講話了。我每天到班上上課，面對著許多冷冷的面孔，像是一座又一座冷冷的牆。
如同關心我的老師所預言的，我的成績一落千丈。那一學期我得到了十三名的名次，在我的考試史上從沒有發生過的慘劇。我在南部溫和的父親並不曉得他的孩子去台南讀高中，經歷了這些風波。他看到成績單時顯然愣了一下。不過他最激烈的反應也只是問我：
『我有沒有看錯，是第一名，還是第三名？』
『是十三名。』我淡淡地說，低下了頭。
『你知道是十三名，』爸爸緩緩地把成績單還給我，『那就好。』
我安靜地坐著。自己和自己常常陷入某種激烈的衝突之中。有一天，我問父母親：
『你們這輩子最大的期望是什麼？』
『我們把小孩扶養長大，看到你們有成就，對社會有貢獻，我們就很高興了。』
他們簡單的回答常讓我有一種罪惡的心情。我的父母親是標準的公務人員，如果他們一輩子可以那樣，為什麼我不行？為什麼我不能不管其他，只把書念好，然後長大，有成就，對社會有貢獻？
『你們難道都沒有自己的夢想？』
『我們小時候上課，一天到晚防空警報，躲美國飛機，那時候要好好地活著，好好吃一頓飯，還真不容易。有時候我覺得你們這一代人在福中不知福，不曉得都在想些什麼？我記得當初跟你爸爸結婚的時候，什麼都沒有，現在我們擁有房子，這麼多東西，還有你們這些小孩，我們已經感到很滿足了．．．．．．』
有一位對我很特別的文史科老師，他有一次告訴我：
『你是塊特別的料子，我覺得你應該放棄理工，鼓起勇氣走文史哲的路。你當個醫生或工程師也許只是稱職的專業人員，可視你走文史哲的路，我相信你一定有機會闖出個名號來。』
很奇怪，得到這麼高的評價，照說我應該覺得很興奮才對。相反地，我卻沒有。那是一個成績好的學生都拼命往理工科擠的年代，我開始懷疑自己的能耐。有沒有可能我再文史哲的領域根本闖不出一個名號來，變成一個一無是處的人呢？
會不會走上理工科，將來做一個現世安穩的工作，完成一個合理的夢想，勝過千百個不安的狂妄而不實際的想像呢？如果我的一聲是一個醫師，一個工程師，在我臨終時，至少我可以清楚地指出，我完成了哪些工程，救活了哪些人。可是如果我的一生是一個作家，我會不會只留下一些沒有用的喃喃囈語，連我自己都沒有把握是幫了人或害了人呢？
迷迷糊糊走著人生，你還可以有種迷迷糊糊的興致和樂趣。可是有一天，忽然有人指出來，明擺著兩條分別通往不同方向的路，並且有個明確的分叉點，問你要走哪個方向？
你開始徬徨了。
一條呼應著你的內心的路，從不許應你任何未來，一眼望去，遙遠而看不到終點。另外一條路，遊戲規則清晰而明確，你只要保持領先，很容易就聽到了外在的掌聲。
To be or not to be ? 你在乎的又是什麼？
我終於拒絕了這位老師善意的建議。
高中的最後一年，我停掉了所有的課外活動。我不再寫東西，不再在班上主動發言，或談論任何和考試不相干的事。我唯一能感受到的是七月的大考離我愈來愈近，我專心啃書換取分數，想盡辦法爭取在有用世界裡面最難取得的資源，競爭大家千方百計搶奪的名次，以及那個名次所能優先分配的權益。
八月分，我的名字出現在大學聯考醫學系的放榜名單時，爸爸很高興，在家門口掛起了一串鞭炮。盡管我再三違拗，他還是執意把鞭炮點燃。
那是我最多愁善感的年代。在煙霧瀰漫中，我有點感傷，覺得很不划算。我一直印象深刻，那時候，我想起我失去的青春年少再也回不來了。
待續．．．